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，古人认为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”，家国一体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特征。一个家庭、家族要想自立于社会并家道昌隆，既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，又要处理好与外人、与社会的关系，因而以“教家立范”“提撕子孙”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文化，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，十分重视对后人进行立身、处世之道的教育，要求和睦邻里、信义相交、惟善是取。
平等待人 公道处世
传统家训的作者认为，一个家庭纵然家境富裕或是门第高贵，也绝不能因此在乡曲面前趾高气扬。《袁氏世范》是南宋官员袁采为规范家族、教化百姓撰作的家训，家训提出，无论先前富贵还是后来发达，“岂宜以此骄傲乡曲”，富贵发达不是在乡亲们面前“摆谱”的资本。如若原来家境贫寒，后来因出仕或经商等而致显贵，也不应“取尤于乡曲”，即招致乡亲们的怨恨。如果因沾父祖辈的光而成显贵，在乡亲面前耍威风，那更是可羞又可怜。
袁采还批评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、“看人下菜碟”的势利者。他说这些人“不能一概礼待乡曲，而因人之富贵贫贱，设为高下等级。见有资财有官职者，则礼恭而心敬。资财愈多，官职愈高，则恭敬又加焉。至视贫者贱者，则礼傲而心慢，曾不少顾恤。殊不知彼之富贵，非我之荣；彼之贫贱，非我之辱，何用高下分别如此！”有识见的君子不会因他人的富贵贫贱而区别对待，必以公道处世。
清代的郑板桥正是这样的人。他有一批家书存世，情感真挚，往往言他人所不言。在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中，郑板桥云：“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，只有农夫”。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，也暗含着等级划分，郑板桥却能够不因循社会上一贯看法，发自心底地重视农夫，评价他们“苦其身，勤其力，耕种收获，以养天下之人”。
郑板桥还告诫堂弟：“愚兄平生最重农夫，新招佃地人，必须待之以礼。彼称我为主人，我称彼为客户，主客原是对待之义，我何贵而彼何贱乎？”田主与佃农虽然在经济上有差别，但田主不可因此轻视佃农，须以礼相待。这番言论，透露出郑板桥对底层百姓福祉的关心，他治家是如此，为官亦是如此。
严以责己 宽以待人
浙江金华浦江郑氏，是宋元明三代获得朝廷表彰的家族。元代郑文融主持家政时，制定了家规五十八则，后经补充，扩展为一百六十八则，是为《郑氏规范》。浦江郑氏同居共爨，是地方上的大家族，如何处理好与乡邻关系，是《郑氏规范》十分关注的问题。《郑氏规范》告诫族人要和待乡曲，宽容忍让：“子孙当以和待乡曲，宁我容人，毋使人容我。切不可先操忿人之心。若累相凌逼，进退不已者，当理直之”，要求子孙和气对待邻里，不可对人先有怠慢之心，如果对方咄咄逼人、得寸进尺，则要以理服人，不可倚势欺人。
明代官吏许相卿著有《许氏贻谋四则》，包括家则、学则、祠则、墓则四个部分。他在家则中告诫子孙“毋欺人”“毋负人”，强调“暴慢危亲，干谒辱身；夸己长可耻，幸人灾不仁；能忍事乃济，有容德乃大。古言大丈夫当容人，毋为人所容。”为人不可暴躁、傲慢，不可通过攀附、巴结、找门路求富贵。一味夸耀自己的长处是可耻的，对别人幸灾乐祸是不仁的。要有容人的雅量，更要严于律己，宁可容人，不为人所容。许相卿更进一步指出，“当思与人同归于善”，“当思使人同遂其欲，德与人同，福与人同”，这样才能营造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境界。
《袁氏世范》还依据人的秉性，告诫人人都有长处和短处，与人交往，要多看人之长处，多要求自己：“人之性行，虽有所短，必有所长。与人交游，若常见其短不见其长，则时日不可同处；若常念其长而不顾其短，虽终身与之交游可也。处己接物，而常怀慢心、伪心、妒心、疑心者，皆自取轻辱于人，盛德君子所不为也。”
《袁氏世范》对这四心之人都有论述，颇有启发意义。常怀慢心之人，自己不如别人，却总是看轻别人，自以为高人一等。常怀伪心之人，嘴巴上恭敬有加，似乎对人很好，但内心全不如此。常怀妒心之人，嫉妒别人的才华与成就，听到称赞别人的话就不开心，听到别人不如自己的评价则洋洋得意。常怀疑心之人，总是将别人说的话，联系到自己身上，揣测某人某句话是否说的是自己。这四种心态都不是健康的心态，与人相处应当避免。故而《袁氏世范》总结成一句话，即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乃圣人教人取重于乡曲之术”。
爱众亲仁 救难怜贫
许多传统家训作者都告诫家人，要以仁爱之心关爱他人，乐于助人。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，正是仁爱家风的具体体现。张氏与吴氏的宅基地纠纷，因张英的一纸书信而得以化解，张氏退让三尺，吴氏深为感动，亦退让三尺，两家之间遂成六尺宽的巷道。张英在其家训著作《聪训斋语》中多处教化子孙“终身让路，不失尺寸”，告诫后人“与人相交，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，便是善人”，“一言一动皆思益人，而痛戒损人，则人望之若鸾凤，宝之如参苓”，忍让谦和，必受到邻里欢迎。
明代姚舜牧的家训《药言》强调，要以仁爱之心待人，“智术仁术不可无，权谋术数不可有”；他认为家道长久，“其本要在一‘仁’字”，真正关心后代、为他们的未来考虑的家长，应重“心地”“德产”而不是田地、房产，“舍心地而田地，舍德产而房产，已失其本矣”。
明代高攀龙认为，博施济众、救难怜贫是世间“第一好事”。他说：“人若不遭天祸，舍施能费几文？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，但以方便存心。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；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。酒筵省得一二品，馈赠省得一二器，少置衣服一二套，省去长物一二件，切切为贫人算计，存些赢余以济人急难。去无用可成大用，积小惠可成大德，此为善中一大功课也。”这一段话，清代的陈宏谋在编《五种遗规》时曾收录，流传甚广。在高攀龙看来，救难怜贫并不需要家中有许多资产，而在平时有意节约，积少成多，涵养博施济众的意识。
凡是谈及扶助邻里的家训大多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。如《郑氏规范》说“里党之疴痒疾痛，吾子孙当深念之”，对于邻里的痛楚，当深深挂念；其他困难尽力帮助解决：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；建药店存放药材，免费医治贫穷乡邻的疾病；经常修桥补路“以便行客”；每年炎夏时节，在大路旁设茶水站“以济渴者”；周济鳏寡孤独、生活无着的乡亲等等。
郑板桥自幼家境贫寒，出仕为官以后，有了工薪收入，生活条件才得以改善。但他却没有将俸银留作自家使用，而是寄回老家兴化，要堂弟郑墨将俸银悉数分赠亲友、乡邻。他在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》中规定了俸银的分配原则是务必全部分完：“敦宗族，睦亲姻，念故交，大数既得；其余邻里乡党，相周相恤，汝自为之，务在金尽而止。”在另一封信中，他对堂弟说明了焚烧家奴契约的缘由：“愚兄为秀才时，检家中旧书簏，得前代家奴契券，即于灯下焚去，并不返诸其人。恐明与之，反多一番形迹，增一番愧恧。”明代蒋伊的《蒋氏家训》亦规定：“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。须宽容之，令其陆续完纳，终于贫不能还者，焚其券。”
受儒家倡导的“民胞物与”“仁民爱物”理念的影响，传统家训甚至将仁爱思想推广到“天地万物一体”。不少家训专门论述了爱惜动物的问题，如《袁氏世范》就指出：“飞禽走兽之与人，形性虽殊，而喜聚恶散，贪生畏死，其情则与人同”；“物之有望于人，犹人之有望于天也。”袁采要求家人寒冬季节，要常去看看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鸡、狗、鸭的圈窝是否能遮风挡寒。他认为“此皆仁人之用心，见物我为一理也”。
南宋大诗人陆游的《放翁家训》也持类似观点，他写道：“人与万物，同受一气，生天地间，但有中正偏驳之异尔，理不应相害”。也就是说本体论上人与万物乃是一体的，“若穷口腹之欲，每食必丹刀几，残余之物，犹足饱数人，方盛暑时，未及下箸，多以臭腐，吾甚伤之。”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肆意杀生殊不可取，不仅非“爱惜物命”之仁者所为，且易滋生骄奢淫逸的不良作风，危害尤大。
近善远佞 信义为先
交友是处世的重要方面，许多家长都认为“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”，“保家莫如择友”，故而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和友朋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，在其家训中积极倡导正确的交友之道，提出了慎择交游、近君子远小人的交友观。
孔子曾提出交友原则是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；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即与为人正直、诚信宽容、见识广博的人为友，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；谄媚奉承、当面恭维背后诋毁的两面人，以及夸夸其谈的人，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品德精进。孔子的这种交友观，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交友之道，也深度融入了传统家训教化中。
清代官吏汪辉祖的《双节堂庸训》提出，朋友相交，信义为先。他结合自己的生平经历告诫子孙：“以身涉世，莫要于信。此事非可袭取，一事失信，便无事不使人疑。果能事事取信于人，即偶有错误，人亦谅之。吾无他长，惟不敢作诳语。生平所历，愆尤不少，然宗族姻党，仕宦交游，幸免龃龉，皆曰某不失信也。古云：‘言语虚花，到老终无结果’。”这里，汪辉祖强调涉世之要在于信用，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，他以被认为是诚信之人而自豪。
南宋大儒朱熹的长子朱塾，字受之，朱熹让他去江西跟自己的好友吕祖谦求学时，曾写数篇家书训诫儿子，这便是家训史上的名篇《朱子训子帖》，也叫《与长子受之》。该篇家训告诫在外求学的儿子“交游之间，尤当审择”；要交“敦厚忠信，能攻我过”的“益友”，不交“谄谀轻薄，傲慢亵狎，导人为恶”的“损友”。朱熹令受之“见人嘉言善行，则敬慕而纪录之；见人好文字胜己者，则借来熟看，或传录之，而咨问之，思与之齐而后已。不拘长少，惟善是取”，虚心向他人学习，见贤思齐，反求诸己，从益友处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和道德修养。
传统家训的上述处世观，披沙拣金，其主要内容仍具有时代价值，可以作为今天家庭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参考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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